一盏灯的人家

我这辈子住过最久的地方，是单位分的一间筒子楼。楼是红砖的，一排三层，一层一条长走廊，走廊两边挨挨挤挤全是门，一家一间。我们那间在二楼最东头，量过，十二平米出头，进门先看见一张双人床，靠墙一个五斗橱，橱上摆着热水瓶和一面照人的镜子。就这么大的地方，后来住进去七口人。

分到这间房那年，我二十六岁。我当家的在厂里是钳工，我在家里带孩子，偶尔接点糊纸盒的活计贴补。搬进去那天下着小雨，我抱着老大，怀里还揣着户口本，一步一步数着楼梯上去。走廊里飘着各家做饭的味道，有炝葱花的，有蒸窝头的，混在一处，倒让我心里踏实。我想，这往后就是个家了。

房间小，东西却不能少。一张床睡不下，我当家的托人打了一张可以叠起来的木板床，白天靠墙立着，晚上放下来铺在地上，孩子们横着睡一排。五斗橱最下面那格塞棉被，中间放换洗衣裳，最上面一格上锁，锁着粮本、布票和那点压箱底的钱。屋里没多余地方走动，转个身都得侧着。可就这样，我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地扫得能照见人影。

窗户朝东，早上太阳一出来，光从玻璃里斜斜地照进来，落在对面墙上。我常在那时候起来，趁孩子还没醒，把屋里屋外拾掇一遍。人这一辈子啊，房子大小是命，可日子过得清不清爽，是自己手上的事。我认这个理，认了一辈子。

墙上钉了几根钉子，挂着草帽、布袋和一串钥匙。床底下塞着换季的东西，冬天的棉被夏天收进去，夏天的凉席冬天卷起来。屋角搭了一块木板，上头摆着孩子的书包和几本翻烂了的小人书。地方虽小，样样都有个固定的去处，我闭着眼都摸得着。东西一乱，人心也跟着乱，我最见不得屋里没个条理。

筒子楼没有各家的厨房，一层楼十几户人家，共用走廊尽头那一溜煤炉和水池。谁家做饭谁把炉子生起来，一到饭点，走廊里烟熏火燎，锅铲叮当，各家的媳妇挤在一处，一边看火一边说话，热闹得很。我那口铸铁锅、一个蒸屉、两只搪瓷盆，都摆在属于我家的那一小块台面上，用块布盖着，谁也不动谁的。

生煤炉是门手艺。头天封好的炉子，早上捅开还留着火星，添两块煤，扇几下就旺了；要是夜里封得不好，火灭了，就得重新引，费煤费工夫。我摸索出一套法子，晚上封炉子留个小缝，早上准还有底火。邻里都夸我会过日子，其实哪是会，是穷逼出来的精细，一块蜂窝煤都不敢糟蹋。

公用的地方，讲的是个先来后到，也讲个体谅。早上上班的人赶时间，我就让孩子晚一点吃，先紧着人家把饭做了。谁家孩子病了要熬药，我把炉子先让出来。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一层楼的人处得像亲戚。哪家包了饺子，会端一碗给隔壁；谁家来了客人不够坐，就把我家的板凳搬去。

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。锅台就那么大，难免有人多占一块，有人嫌谁家煤烟大。可吵归吵，第二天照样一块儿生炉子。我那时就懂了一个道理：一处住着的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气性再大也得往回收，把日子过顺了，比争一口气要紧得多。

一到夏天，走廊里更热闹。天热屋里待不住，各家把小桌子小板凳搬到走廊，就着穿堂风吃饭。孩子们端着碗满走廊跑，你尝我一口，我夹你一筷，也分不清吃的是谁家的饭。晚上摇着蒲扇纳凉，说东家长西家短，笑声一直飘到楼道口。那样的日子清苦，可热热闹闹的，一点不觉得孤单。

走廊最里头是公用的厕所，男女各一间，蹲位不多，早上排队是常事。冬天冷，半夜起夜要摸着黑走过长长的走廊，我总在门框上摸一把，心里数着步子。就这样的条件，一层楼几十口人，从没听说谁抱怨过，那时候大家都这样过，也就不觉得苦。

说到灯，我们屋里那盏，是十五瓦的白炽灯泡，吊在屋子正中，用一根线拴着，拉一下亮，再拉一下灭。灯泡不亮，光是黄的，晚上孩子在灯下写作业，我在灯下缝补，凑得都近。为省电，屋里从不点两个灯，做针线就着这一盏，眼睛熬得发酸也舍不得换个亮的。

我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：每天晚上，非等最小的孩子睡熟了，我才去拉灭那盏灯。孩子多，睡得不齐，老大先躺下，老五闹觉，我就守在床边，一边拍一边听他们呼吸匀了没有。屋里静下来，只剩那盏黄灯照着满床的小脑袋，我心里说不出的满足——今天又平平安安地过去了。

拉灭灯之前，我总要在屋里再走一圈：看看炉子封好没有，水缸添满没有，明天要穿的衣裳搭在椅背上没有。样样落实了，才伸手去拉那根线。屋里一黑，我也就着黑摸到床边躺下。那盏十五瓦的灯，照了我们家二十多年，后来我一闭眼，还能看见它昏昏的光。

我一共生了五个，老大是闺女，底下四个都是小子。头胎生老大那年我还不太会带，手忙脚乱；到老五落地，我一只手就能把孩子抱得稳稳的，换尿布、喂奶、哄睡，闭着眼都会。人常说养儿方知父母恩，我是养到第五个，才真真切切懂了当娘的不容易。

五个孩子五张嘴，最要紧的是吃饭。一顿饭我要蒸一大屉窝头，熬一锅稀的，就着咸菜、萝卜干。孩子正长身体，饭量大，我总是先给他们盛，剩下的锅底才是我的。有时锅底也不剩，我就喝口面汤，说自己不饿。当娘的哪有不饿的，是舍不得，眼睁睁看着孩子吃不饱，比自己饿着还难受。

孩子多，热闹也乱。老大懂事早，八九岁就帮我看弟弟，背着老五在走廊里晃悠，俨然半个大人。老二调皮，爬树掏鸟窝摔破过头，我抱着他一路小跑去卫生所，吓得腿都软了。老三老四年岁挨得近，黏得像一个人，做什么都要一块儿。老五最小，最得宠，也最会撒娇，一哭我这心就化了。

孩子多，衣裳鞋袜就没个消停。五双脚，一年不知道要磨破多少双鞋。我纳鞋底纳得手上都是老茧，一针一线把布层缝得密密实实，孩子穿着跑跳才经得住。做一双布鞋，从打袼褙、剪样、纳底到上帮，前后要好几个晚上。我常一边纳鞋一边听孩子背课文，屋里一盏灯，桌上一堆活，那就是我最实在的日子。

夜里五个孩子睡成一排，此起彼伏地翻身、说梦话，我常常一夜要起来好几趟，给这个掖被子，给那个换尿布。累是真累，可我从没想过少生一个。孩子是苦，孩子也是甜，一屋子的哭声笑声，才叫个家。清苦日子里，是这五张小嘴，把我拴在了热气腾腾的活头上。

那些年过日子，离不开三样纸：粮票、布票、油票。每月单位发下来，我拿回家第一件事，就是锁进五斗橱最上面那格。粮票分粗粮细粮，细粮金贵，我总攒着，留到过节或谁生日才蒸顿白面馒头。油票更紧，一个月就那么点，炒菜我用一根筷子蘸着油往锅里抹，抹匀了就算放过油。

布票管着一家人的穿。一年到头就那么几尺布，做了大人的就做不成小孩的。我算得精细，先紧着长得快的孩子。买布我专挑耐磨的粗布、深色的，不显脏，还经得起补。一块布进了我的手，从来不浪费半寸，边角料我都留着，日后补衣裳、纳鞋底、做袼褙，样样用得上。

月底最难熬。到了下旬，粮本上的数字见了底，油也刮不出来了，我就掐着指头算，还有几天发新票。实在接不上，就去邻居家借几斤粮，说好下月还。借出去的我也记着，人家难时我也接济。一条走廊的人，谁没有揭不开锅的时候，互相匀着，也就都熬过来了。

精打细算成了我的本能。买菜我赶收摊去，那时便宜，还能捡点带蔫的叶子；淘米水留着刷碗、浇那盆蒜苗；孩子写秃的铅笔头，我用小竹管套上接着写。有人笑我抠，我不恼。日子是过出来的，不是抱怨出来的，一分钱掰成两半花，才把这么一大家子拉扯到底。

我们家有件顶值钱的东西，是一台脚踏的缝纫机。那是我当家的攒了小半年，又添上我娘塞给我的私房钱，才买回来的。机子搬进屋那天，我围着它转了好几圈，稀罕得不得了。从那以后，这台机子就没歇过，一家七口的衣裳鞋帽，全靠它。

一到晚上孩子睡了，我就坐到机子前，就着那盏黄灯，脚下踏得哒哒哒地响。补的补，改的改，拆了大的改小的。孩子长得快，衣裳穿不了一年就短了，我把裤脚放长，袖口接一截，照样能穿。省下的布票，又能给别人添件新的。这台机子，替我省下了多少钱，我算不清，只知道它是我的半个帮手。

最费心思的是过年。再穷，我也想让孩子过年有件像样的穿。腊月里我天天熬到后半夜，趁孩子睡了赶工，一件一件地做。手指头被针扎过多少回，血珠子一冒，我在嘴里吮一下接着做。等到年三十，五个孩子换上我做的新衣裳，一个个精神抖擞地出门拜年，我这心里，比自己穿了新衣裳还美。

那哒哒的机子声，成了孩子们的催眠曲。他们后来跟我说，小时候半夜迷迷糊糊听见机子响，就知道娘还在灯下，心里就踏实，睡得又香又沉。我那时哪顾得上想这些，只想着快点做完，明天还有一堆活。如今想来，那声音里，全是一个当娘的心思。

我们家的衣裳，讲究个"传"。一件衣裳，老大穿小了给老二，老二穿破了补一补给老三，一路往下传。传到最小的老五身上，早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，补丁摞补丁，颜色也洗得发白。可孩子们穿着，从没嫌弃过，那年月家家都这样，谁也不笑话谁。

做棉袄是每年冬天的大事。天一冷，我就把去年的旧棉袄拆了，棉花抖松，添一点新的，再重新絮好、缝上。棉花板结了，我一点点撕开，弹得蓬松，塞进去才暖和。给老二做新棉袄那回，我记得清楚——他那年该上学了，我狠了狠心，用攒下的布票扯了新布，给他单做一件，不是传下来的。那孩子高兴得整宿睡不着，抱着新棉袄不撒手。

其实我心里有杆秤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可家里就这么点东西，总得有个先后。谁到了要紧的时候，我就先紧着谁——老大要出门做客，老二头一回上学，都是我心里的"要紧"。别的孩子偶尔也委屈，我就搂着哄：轮到你要紧的时候，娘也这么给你。孩子懂事，都不争。

一件衣裳传五个孩子，在外人看是寒酸，在我却是本事。我把每一寸布、每一团棉花都使到了头，让五个孩子在最冷的天里都没冻着。多年以后孩子们成了家，日子好过了，还常念叨小时候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。他们说，那是他们穿过最暖的衣裳。我听了，眼眶就热。

我当家的后来调去了外地的分厂，一年到头回不了几趟。厂子远，路费贵，假也难请，多半是过年才能回家住上十天半月。平日里，这一大家子，家里家外，就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。孩子有个头疼脑热，屋里灯泡坏了，煤球用完了，样样得我自己扛。

一个人当家，最怕孩子病。有一回半夜老四发高烧，烧得直说胡话，我一个人抱着他，喊醒隔壁邻居帮忙，深一脚浅一脚往医院赶。挂号、拿药、守着输液，一夜没合眼。天亮了，孩子烧退了，我瘫在长椅上，眼泪才下来。那时候真盼着他在身边，哪怕搭把手也好。可盼也没用，我抹了泪，还得回家给另外四个做早饭。

他不在家，日子照样得往前过。我学会了自己修这修那，换灯泡、通炉子、糊窗缝，样样上手。院里有人说我能干，比男人还顶用。我心里苦笑——不是我能干，是没人替我，逼出来的。一个女人拉扯五个孩子，没有靠山，只能自己把腰杆挺直了。

他每回来信，我都揣在兜里，得空就掏出来看。信里问孩子的学习，问家里的开销，末了总说一句：你辛苦了。就这四个字，我能熨帖好些日子。他回不来，心是在的；我守着这个家，也是替他守着。夫妻俩一个在外挣，一个在家撑，隔着几百里，这日子照样过成了一家人。

这辈子有几次揭不开锅，我记得死死的。有一年年景不好，粮定量又紧，到了月底，米缸真的见了底，孩子还嗷嗷待哺。我在屋里转了半天，实在没辙，只好硬着头皮去敲对门老周家的门，红着脸开口借粮。

老周家也不宽裕，可她二话没说，从自家缸里舀出半袋米，塞到我手里，说：先拿去给孩子熬粥，啥时候有了啥时候还，不急。我攥着那半袋米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愣是没让它掉下来——当着人面，我不能哭。回到屋里，我把米下了锅，看着孩子们喝上热粥，那半袋米的分量，我一辈子忘不了。

发了新粮票，我头一件事就是把粮还上，还多添了一把，说是给她家孩子的。老周不肯多要，我硬塞。这不是客气，是规矩：借人东西，得连本带情一起还。走廊里的人家，谁都不富裕，可谁都不小气，你帮我一把，我扶你一把，就这么互相搭着，把最难的日子挪了过来。

后来日子渐渐好了，我也接济过好几家。谁家月底接不上，来我这儿借，我从不让人空手回去。我总记着自己借那半袋米时的滋味——一个当娘的，为了孩子的一口饭，能把脸面豁出去。所以别人来借，我懂那份难，能帮就帮。人心都是暖的，暖来暖去，苦日子也就有了甜味。

日子像走廊里的煤烟，一晃就散了。五个孩子，眨眼就都大了。老大最先出门做事，头一个月发了工资，攒着给我买了块新头巾，红底小花的，我戴了好些年舍不得换。往后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，一个接一个地成了家，走出了那间十二平米的小屋。

孩子们成家那几年，是我又忙又空的时候。忙的是张罗喜事，一家一家地操办；空的是屋里人一个个少了，热闹惯了的地方，冷清下来还真不习惯。老五结婚搬走那天，屋里头一回只剩我一个人，我坐在床沿上，望着那盏黄灯，愣了半宿。养大了，就是让他们飞的，我懂，可心里到底空落落的。

好在孩子孝顺，隔三差五就回来看我，带着孙子孙女，屋里又挤又闹，跟从前一样。他们成了家，各有各的日子，可回到这间小屋，还是我的孩子。我给他们做小时候爱吃的饭，看他们狼吞虎咽，跟当年一模一样。那一刻我就想，这辈子的辛苦，值了。

他们常劝我：娘，别再省了，想吃啥买啥。我嘴上答应，手上还是改不了——买菜挑便宜的，剩饭舍不得倒。俭省了一辈子，成了骨子里的东西，改不掉，也不想改。我总说，不是没钱花，是过惯了，看着东西糟蹋了心疼。孩子们拗不过我，也就由着我了。

孩子们各自成了家，性子脾气也慢慢显出来，倒都随了我。老大跟我一样是个操心的命，哪个弟弟家里有了难处，头一个上门搭手的准是她；最小的老五嘴甜，隔三差五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头一句准是问我吃了没。旁的几个嘴上不爱说，可逢年过节大包小包往我这儿拎，心思全在里头。我常想，我这一辈子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家底，可这过日子的本分，倒是一样样传了下去。这也算我留给他们的东西。

住了大半辈子的筒子楼，到底还是拆了。城里要改造，一排排红砖楼要变成新楼房。消息传下来那阵子，一层楼的老邻居都舍不得，聚在走廊里念叨，说这一拆，各奔东西，往后再难凑一块儿了。我心里也不是滋味，这楼里的一砖一瓦，都有我的日子在里头。

搬家那天，我在空屋里站了好久。床搬走了，五斗橱搬走了，缝纫机也搬走了，屋里空荡荡的，只剩那盏十五瓦的灯还吊在正中。我伸手拉了一下，它还亮，昏黄的光照着斑驳的墙。我盯着它看了半天，忽然想起这么多年，多少个夜里，我就着这盏灯缝补、守夜、等孩子睡熟。临走，我踮起脚，把它轻轻取了下来，用布包好，带走了。

搬进新楼房，屋子宽敞多了，有自己的厨房、自己的厕所，不用再排队，不用再半夜摸黑走长廊。孩子们说，娘，这回可享福了。我嘴上应着，心里却时常想起那条烟火气的走廊，想起挤在锅台前说笑的邻居。条件是好了，可那份挨挨挤挤的热乎劲儿，是新楼房给不了的。

我把那盏旧灯泡收在抽屉里，没舍得扔。虽说早不能用了，可它是我半辈子的念想。有时候想起从前，我就把它拿出来，放在手心里看看。灯不亮了，可我一看见它，那些灯下的夜晚就全回来了——满床挨着睡的小脑袋，哒哒的缝纫机声，还有窗外一声声打更的梆子。

如今我岁数大了，闲下来的时候多，常一个人坐着，把这一辈子从头到尾捋一遍。捋着捋着就笑了，也捋着捋着就湿了眼。苦是真苦，可回头看，我不觉得亏。一个女人，把五个孩子平平安安拉扯大，看他们成家立业，儿孙满堂，这一辈子，我尽了心了。

有人问我，最难的是啥时候。我想了想，说不上来。饿肚子难，孩子病了难，一个人撑家难，可这些难，都过来了。人这一辈子，就是一道坎接一道坎，你别怕，一步一步挪，回头看，也就都在身后了。我没什么大本事，就凭一股不服输的劲，凭一双手，把日子过成了个家。

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就是把饭做熟，把衣裳缝好，把孩子拉扯大，把一个家守住。这些事说起来平常，可年年月月地做下来，也是一辈子。我不图人记得我干过啥，只盼孩子们记着：他们的娘，没让他们在最难的时候冻着饿着。这就够了。

儿孙们如今日子都好了，吃穿不愁，出门有车，家里样样电器齐全。他们过得好，我打心眼里高兴。我常跟小辈说，你们赶上了好时候，可日子再好，也别忘了俭省二字，别忘了一粥一饭来得不易。这话我说了一遍又一遍，他们嫌我啰嗦，我还是要说。有些道理，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。

往后我这盏灯，也快该拉灭了。我不怕。人总有那么一天。我只想，等我走了，孩子们逢年过节还能聚在一块儿，还能想起小时候那间十二平米的小屋，想起那盏昏黄的灯，想起娘守着他们不肯先睡的那些夜晚。只要这份念想还在，我这一辈子，就没白过。一盏灯，一家人，这就是我陈素芬的一辈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