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人的山村小学

我们那个村子叫大湾，在半山腰再往上，翻过一道垭口才到。那年月山里不通公路，从镇上进来，脚力好的人也得走大半天。村子小，散在几面坡上，几十户人家，鸡叫声隔着沟都听得见。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，又在这样的地方教了一辈子书。

村里那间学校，说是学校，其实就是一间土坯房。墙是黄泥掺了麦草夯的，屋顶盖着青瓦，年头久了漏雨，下雨天得拿盆子接。屋里一块黑板，是我自己用锅底灰和着桐油刷出来的，几张长条木凳，坑坑洼洼，娃们坐上去得留神别夹了衣裳。

我第一天去教书那年，刚满十九。那时候是七十年代初，村里连个识字的都难找，公社说，守义你念过书，你去。我就这么去了。头一回站在那块黑板前，底下坐着十几个娃，大的十二三，小的才六七岁，一双双眼睛望着我，我心里又慌又热。

那间土坯房的门口有棵老核桃树，据说比村子里最老的人还老。夏天娃们躲在树荫底下听我讲课，秋天核桃熟了砸下来，砸在瓦上咚咚响。这棵树陪了我一辈子，我在树底下看着一茬茬娃长高、走远，也在树底下从后生熬成了白头。

那会儿谁也没想到，这一站，就是四十年。我这一辈子没走出过那道垭口多远，可我总觉得，我教的那些娃，替我走了很远很远。

我们那间屋，一到六年级全挤在一块儿。这在山里叫复式班，一个老师，教六个年级。我一个人，既是校长，又是老师，还是敲钟的、烧火的、扫地的。上课的时候，这边一年级在念拼音，那边四年级在做算术，我这头讲完，转身又去那头。

怎么教呢？我把黑板分成几块，左边写一年级的，右边写高年级的。给这个年级讲课，就让那个年级自己做题、自己念书。娃们也懂事，晓得老师顾不过来，都自觉。有时候大娃还帮着看小娃，教小娃认字，像一窝兄弟姐妹。

一天到晚，我嗓子就没歇过。早上天不亮起来生火，把屋子烘暖和了，娃们才陆陆续续来。晌午我在灶上煮点洋芋，分给路远没带干粮的娃。下午放学，我还得留下来备第二天的课，六个年级的课，一样都不能少。

最难的是课本对不上。六个年级的书，有时候发下来不齐，缺哪一本，我就照着自己念过的旧课本，一笔一画抄在黑板上，让娃们誊到本子上当书用。语文缺了我抄语文，算术缺了我抄算术，一晚上抄下来，手都是酸的。可娃们捧着那些自己抄的书，念得格外用心。

说累是真累。可我那时候年轻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看着那一屋子娃从啥都不会，到能提笔写自己的名字，能算清楚账，我心里就踏实。我常想，这大山里的娃，别的没有，可脑子不比山外的娃笨，就缺个人肯教他们。

山里穷，学校更穷。那时候一学期发下来的粉笔，就那么几盒，得省着用。我教娃们，一支粉笔用到最后，捏都捏不住了，还得用手指头捻着，在黑板角上把它写完。娃们看我这样，也学着爱惜，练字本正面写完写反面，铅笔头短得攥不住了，就套根竹管接着用。

没有电，这是最难的。冬天天黑得早，下午四五点屋里就暗了。我就在窗台上点一盏煤油灯，凑着那点光给娃们上晚自习。灯芯拨大了费油，拨小了又看不清，我总把灯放在中间，让光尽量匀着照到每个娃的本子上。

最冷的那几个月，屋里生一个火盆，架些炭火。娃们冻得手背通红，写字的手直哆嗦。我就让他们轮流到火盆边烤烤手，暖和了再回去写。有时候一堂课下来，我的手也冻僵了，握着粉笔的那几根指头，晚上回家搓半天才缓过来。

就是在这样的屋子里，我教娃们念课文，教他们算题，教他们唱歌。条件是差，可我从没觉得亏了娃们。我总跟他们说，屋子破不要紧，人心不能破，书念进脑子里，谁也抢不走。

山里的娃，念着念着就没了。不是不想念，是家里穷，要么放牛去了，要么下地帮工去了，要么爹娘觉得女娃念书没用，早早就不让来了。每回哪个娃连着几天不见影，我心里就搁不下。放了学，我就往他家去。

有个娃叫二娃子，脑子灵光，就是家里困难，他爹让他去放羊，不来上学了。我翻过两道沟去他家，坐在他家门槛上，跟他爹磨了大半天。我说，这娃是块念书的料，你让他放一辈子羊，可惜了。他爹低着头抽旱烟，半天不吭声。我说学费书本我想办法，你就让他来。后来二娃子回来了。

还有个女娃，叫秀。她娘不让她念，说女娃迟早是人家的人，念书白费钱。我去了三趟。头两趟都被挡在门外，第三趟我把话说透了，我说你不让她念，她这辈子就只能在这山沟里；你让她念，说不定哪天她就能走出去，反过来能帮衬你。她娘听进去了。秀后来考出去了，成了镇上医院的护士。

我劝学有个笨法子，就是不空手去。哪家的娃想辍学，我去的时候总要帮着干点活，砍柴也好，挑水也好，一边干一边说。山里人实在，你帮他出了力，他也不好意思一口回绝你。有时候一件活干完，话也就说通了，娃第二天就背着书包来了。

那些年，为着把辍学的娃劝回来，我不知翻了多少回山，磨了多少回嘴皮子。有的劝得回，有的到底没劝回，成了我心里的疙瘩。可只要能多留住一个，我就觉得那山没白翻，那话没白说。

我是民办教师，工资低得很。那时候一个月就那么几块钱，还常常发不齐，有时候拿的是工分，年底折算。我媳妇跟着我，没享过啥福，家里的地全靠她一个人操持，我把心思都搁在学校，家里的活计顾不上。

就这么点钱，我还常往里搭。哪个娃交不起书本费，我就先给垫上。一本书几毛钱，一支笔几分钱，在山里也是钱。我想，为着几毛钱把娃挡在学校外头，这事我做不出来。垫得多了，我媳妇有时候也念叨，说咱家也不宽裕。我说，娃们念书是大事，咱少吃一口没啥。

我媳妇嘴上念叨，心里其实向着我。她知道我这人认死理。有回一个娃家里遭了灾，交不上钱又没脸来上学，是我媳妇让我把家里的粮匀了些送去，还让我把那娃的书本费全免了。她说，都是山里人，谁家没个难处。

四十年下来，我到底垫了多少，自己也算不清。反正我从没指望娃们还。有些娃长大了，惦记着这事，回来要还我，我都摆手不要。我说那点钱早忘了，你们过得好，比啥都强。说心里话，我做这些，图的不是钱，图的是心里过得去。

要说这四十年最让我扬眉吐气的，是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。那娃叫石头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可这娃念书是真刻苦。没有电，他就借着月亮光在院坝里背书；没有本子，他把用过的纸翻过来接着写。我看着他，就跟看着自己的娃一样。

石头念完我这教学点，去镇上念中学，再去县里念高中，一路念上去。中间好几回差点念不下去，家里要他回来帮工。我又是去劝，又是把自己那点钱塞给他家。我跟他爹说，这娃能念出去，是咱大湾祖祖辈辈头一回，你可不能断了他。

那年石头考上大学的信送到村里，全村都轰动了。他家门口围了一圈人，他爹拿着那张纸，手抖得念不成句。石头找到我，噗通一下就跪下了，说罗老师，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。我把他扶起来，眼泪也下来了。我说，是你自己争气，我就是搭了把手。

石头临走去上大学那天，全村人凑了些鸡蛋、腊肉，硬塞进他的行李。我把攒了些日子的一点钱，包在手绢里塞给他，让他路上、到了学校别亏着自己。他推让，我硬塞。我说你一个人出远门，身上没钱心里发慌，拿着。他红着眼把钱收下了。

石头后来在城里工作，成了家。可他没忘本，逢年过节回村，头一件事就是来看我。他说罗老师，我这辈子最感激的就是你当年没让我回来放牛。我听着，心里比吃了蜜还甜。一个山沟里的娃能走到那一步，我这半辈子的书，就教得值当。

石头之后，村里念出去的娃就一个接一个了。这四十年，从我这间土坯房里走出去的娃，有当医生的，有当老师的，有当村干部的，还有出去打工闯出名堂的。每回听说哪个娃有了出息，我就在心里默默地高兴半天。

有个叫娟的女娃，当年瘦瘦小小的，坐在最后一排。她后来考了师范，回到山里当了老师，说要接我的班。我听了又欣慰又心疼。我说山里苦，你别回来了。她说罗老师你能守四十年，我守几年怎么了。这话说得我没了脾气。

还有一个娃，当年最调皮，上课总走神，我没少罚他站。后来他当了村干部，带着村里人修路、种果树，把大湾折腾得有了起色。他见了我还笑，说罗老师，当年多亏你罚我站，把我那点野性收了收。我说，我哪知道你能有今天。

我有个习惯，谁家的娃念到哪一步，我心里都有本账。哪个娃考上了中专，哪个娃当了兵，哪个娃出去打工学了手艺，我都记着。逢年过节娃们回村，凑到我跟前说说各自的近况，我这本账就翻新一回。听他们说得眉飞色舞，我比自己得了啥还高兴。

我这一辈子没啥财产，可我常想，我教出去的这些娃，就是我最大的家当。他们散在各处，干着各样的活计，可他们脑子里的那点东西，是我一笔一画教给他们的。这么一想，我就觉得自己这辈子没白活。

教到第十几个年头，公社来人找我，说镇上小学缺老师，条件比村里好，工资也高些，问我愿不愿意调过去。那年我三十出头，正是能挪窝的时候。说不动心是假的，镇上有电，有像样的教室，我媳妇也能少受些累。

我回家跟媳妇商量。我媳妇是个明白人，她说这事你自己拿主意，你要去，我跟你去；你要留，我陪你留。她这话反倒让我更犯难。我一晚上没睡着，翻来覆去地想。

第二天我一早去了学校，屋里那十几个娃已经等着了。我站在黑板前，看着那一张张脸，忽然就想明白了。我要是走了，这教学点说不定就散了，这些娃上哪儿念书去？镇上不缺我一个老师，可大湾就我这一个。我要是走了，我心里过不去。

后来又有过一两回类似的机会，我都没再动心。有人说我傻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非要在山里熬。我不辩解。我心里清楚，人这一辈子，总得有件事是自己拿定了主意、认了就不回头的。教这些娃，就是我认下的那件事。

我把公社来的人送到垭口，跟他说，谢谢好意，我不去了，我留下。那人劝了我几句，见我铁了心，也就不再说啥。我回过头，望着那间土坯房，望着房前那几个等我的娃，心里头出奇地安稳。这一留，就再没动过走的念头。

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。娃们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我从当年那个十九岁的后生，慢慢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教师。镜子里的人变了，可我每天做的事没变——生火、上课、备课、劝学、垫钱，年年如此。

我媳妇陪着我熬过了那些最难的年月。家里的地她一个人种，娃她一个人带，我欠她太多。她从没埋怨过我一句，只是有时候夜里，她会给我揉揉那双写了一天字、冻了一辈子的手。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是她，最感激的也是她。

中间有过好些变化。后来民办教师转正，我总算成了公办，工资涨了些，日子松快了点。再后来，学校的土坯房翻修过一回，换了木板凳，添了新黑板。可娃越来越少了，山里的人家慢慢往外搬，教学点冷清了下来。

有一年冬天特别冷，一场大雪把山封了，几天进不来出不去。屋里就剩下住得近的两三个娃。我照样把火盆生起来，照样上课，一个字都没少讲。娃们说罗老师就我们几个，你也讲这么认真。我说，一个娃是娃，两个娃也是娃，我不能糊弄你们。

我看着屋里的娃从满满一屋，到十几个，再到几个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。可只要还有一个娃来上学，我就照旧生火、照旧上课。我常跟自己说，哪怕只剩一个娃，我这课也得好好上。这是我答应过自己的。

我快退休那几年，山里头一件大事，是通了公路。挖掘机开进了大湾，硬是在山上凿出一条路来。路一通，山外的东西进得来了，村里的娃出得去了。我站在新修的路边，看着车子头一回开进村，心里又激动又感慨，盼了一辈子的路，到底通了。

路通了没多久，上头拨了款，在村里盖了一所新学校。红砖房，玻璃窗，还通了电，装了电灯。娃们再不用凑着煤油灯写字了，冬天也不用围着火盆烤手了。我头一回走进那亮堂堂的教室，摸着崭新的课桌，眼眶就热了。

新学校来了年轻老师，是师范毕业的，教得比我这半路出家的强。我把教了四十年的这一摊，交到他们手上，心里踏实。我跟那几个年轻人说，山里娃苦，可他们的心是干净的，你们多担待，多教教他们。他们都点头应下。

交班那天，我把那块自己刷的旧黑板，还有那盏煤油灯，都留在了旧教室里。我说这些老物件，就让它们在这儿待着吧，好让往后的娃们知道，从前是怎么念书的。走出那间土坯房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好久好久。

退了休，人一下子闲了下来，我反倒不习惯。在家待不住，我就往学校跑。新学校离我家不远，路又平，我天天拄着拐棍溜达过去。我不进去，就站在校门口的树底下，听里头娃们朗朗地念书。

那读书声，是我这辈子听着最舒坦的声音。一年级的娃念拼音，念得奶声奶气；高年级的娃念课文，念得有板有眼。我站在门外，闭着眼听，就好像又回到了几十年前，回到了那间土坯房，回到了我一个人给六个年级上课的日子。

年轻老师见我常来，总请我进去坐坐，让娃们喊我一声老校长。娃们不认得我，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脚下这片能念书的地方，是我守了四十年才守下来的。我摸摸这个娃的头，看看那个娃的本子，心里满满当当的。

有时候我媳妇来叫我回家吃饭，见我还赖在校门口不走，就笑我，说你这辈子是离不开这学校了。我说是啊，离不开了。这学校就跟我的命连在一块儿，我听着娃们念书，这心里才安生。

如今我岁数大了，腿脚不利索了，山也爬不动了。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时候，我常常想起这一辈子。十九岁站上那块黑板，到白了头交出那间教室，四十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我就守着那么一间土坯房，守着一届又一届的娃。

要说图啥，我真没图过啥。工资低，条件苦，我媳妇跟着我受了一辈子累。可我要是重来一回，我还是会那么选。有人问我后不后悔留在山里，没去镇上。我说不后悔。要是当年我走了，这大湾的娃，得少念多少书，得少走出去多少个。

我这人没啥大本事，也讲不出啥大道理。我就晓得一样——教书是良心活，你对得起娃，娃就对得起你。这四十年，我没敢误过一个娃，没敢应付过一堂课。凭良心做事，我这心里，一直是平平静静的。

有时候娃们回来看我，问我这辈子最得意的是啥。我想了想，说不是教出了大学生，也不是教出了当干部的。是那些走出大山的娃，无论走多远，都还记得从前有那么一间土坯房、一块黑板、一个肯教他们的老师。这就够了。

现在路通了，学校新了，来了年轻老师，山里的娃再不用像从前那样苦着念书了。我站在校门口听着那读书声，就觉得这一辈子值了。往后我这把老骨头埋在这山里，也是安心的。这山，这村，这一茬茬念书的娃，就是我这一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