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埠头的夏天

我叫沈玉珍，一九五三年生在苏州城外的水乡，村名我就不说了，反正是那种一出门就见水的地方。我记事起，家门口就有一条河，不宽，两三丈的样子，水是青绿色的，太阳一照，底下的水草看得清清楚楚。河对岸也是人家，隔水说话都听得见，谁家中午烧了红烧肉，那个香味顺着风就飘过来了。

我们那儿的房子，都是背靠河、面朝田，前门通路，后门下水。每家后门口都有个河埠头，几级青石台阶伸到水里，是自家淘米、洗衣、汰马桶的地方。我娘常说，一家人过得好不好，看看河埠头就知道，勤快人家的石阶擦得发亮，懒人家的长满了青苔。

那条河养活了大半个村子。吃的水是它，洗的水是它，浇田的水也是它。夏天热得受不了，我们小孩子就扑通扑通往里跳，河底是软软的泥，脚一踩陷进去，凉得舒服。我娘在岸上喊我回家吃饭，我总要装作没听见，多泡一会儿是一会儿。

河上一年四季都有船来往。运粪的、运砖的、卖菜卖鱼的，摇着橹一路吆喝。有卖货郎的小船靠到河埠头，摇着拨浪鼓，针头线脑、糖块麦芽糖都有，村里的女人小孩就都围过去。我娘偶尔会拿几个鸡蛋跟他换一把针、一轴线，我就眼巴巴地盯着那点麦芽糖，馋得直咽口水。

现在想想，我这一辈子好多事，都是从那条河边上开始的。人的命，好像也跟水一样，看着平平静静，其实一直在往前流，你拦也拦不住。

我爹是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，话不多，一天到晚在田里。他个子不高，背有点驼，手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。我小时候不懂事，嫌他身上有股汗味和泥味，长大了才明白，那味道就是一家人饭碗的味道。

我娘比我爹能干，也比我爹爱说话。她纳鞋底、缝衣裳、腌咸菜，样样拿得出手。家里五张嘴，就靠她一双手东挪西凑地过。粮食不够的时候，她把稀饭熬得能照见人影，还笑着说，稀点好，稀点养胃。那会儿我信了，现在想起来眼睛就发酸。

我们家一共五个人：我爹、我娘、我、我弟，还有我奶奶。我是老大，底下就一个弟弟，中间本来还有个妹妹，没养住，很小就走了，我娘一提起就不作声。那个年月，孩子没了是常有的事，可当娘的心里，哪块疤都是疼的。

农忙的时候，一家人天不亮就下田，割稻、插秧、挑担，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。我娘一边干活，一边还要惦记着家里的锅灶。中午就在田埂上吃饭，一碗糙米饭、一点腌菜，就着凉水，也吃得香。我爹总把碗里稠一点的拨给我和我弟，自己扒拉那点稀的。这些小事，那会儿只当是平常，如今回想起来，才知道那是最实在的疼人。

我爹脾气好，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。他常跟我说一句话：吃亏是福，让人不算输。我小时候不服气，觉得凭什么老让着别人。等我自己有了儿女，在城里过了大半辈子，才慢慢咂摸出他这话的味道来。

村里往东走二里地，有个供销社，是我们那一带唯一能买东西的地方。青砖房子，木头柜台，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摆着盐、酱油、火柴、煤油，还有一匹一匹的布。那时候什么都要票，扯布要布票，买糖要糖票，你有钱没票，人家也不卖给你。

我最惦记的是柜台玻璃罐里的水果糖，花花绿绿的糖纸，橘子味的、薄荷味的都有。一分钱两颗，可就是这一分钱，我娘也未必舍得给。逢到过年，或者我帮着干了大活，她才会从贴身的手绢里摸出一分钱，我攥着那两颗糖，能高兴一整天。

糖我总是舍不得一口吃掉，含在嘴里，慢慢地抿，抿到最后薄得像张纸，才依依不舍地咽下去。那点甜味，是我小时候记得最牢的甜。后来日子好了，什么糖买不到，可再没有一颗糖，甜得过那个玻璃罐里的橘子糖了。

除了糖，供销社还是我们打听消息的地方。谁家娶媳妇、谁家添了娃、城里又出了什么新鲜事，都在那木头柜台前头传开。大人们买着东西，凑在一块儿唠嗑，我们小孩就在旁边跑来跑去，闻着那股煤油和布匹混在一起的味道。那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得，一想起来，整个童年就都回来了。

供销社的售货员是个中年女人，我们都叫她张阿姨。她记性好，谁家扯了几尺布、买了多少盐，她心里都有本账。谁家实在揭不开锅，她有时也睁只眼闭只眼，赊一点给你。那年头人穷，可人心里那点热乎气，是真的。

说起票证，现在的年轻人怕是听都没听过。那时候可不得了，粮票就是命根子。我们乡下人是农业户口，吃自家分的口粮，没有粮票；进了城的人才有粮票，凭票买米买面。所以我们心里都清楚，城里和乡下，隔着的不只是一条河，是两种活法。

布票管得也紧。一年就发那么几尺，全家老小的衣裳都指着它。我娘的本事，就是把大人穿破的衣裳改小了给我穿，我穿小了再给我弟穿，补丁摞补丁，一件衣裳能传三个人。新衣裳这三个字，一年到头也难得听见一回。

过年是最盼的。哪怕再穷，我娘也要想法子给我们做一件新的，哪怕只是一块新头绳、一双新布鞋。她熬夜纳鞋底，煤油灯下一针一针，我睡一觉醒来，她还坐在那儿。那双鞋穿在脚上，我走路都不敢用力踩，怕磨坏了。

那时候家家都攒东西，什么都舍不得扔。旧报纸糊墙，破布拼鞋底，牙膏皮攒着能卖几分钱。我娘有个铁皮盒子，里头装着各样的票和几张零钱，看得比什么都紧。每回要花钱，她都要把盒子打开算了又算，嘴里念叨着这个月还能剩几个。过日子的精打细算，我就是那时候跟她学的。

如今想来，那时候的日子紧是真紧，可一家人挤在一处，锅里有口热的，心里就踏实。缺的东西太多了，反倒把有的那点东西看得金贵。人这一辈子，到底是缺着好还是足着好，我到老也没想明白。

我念过几年小学，就在邻村的祠堂里。一间大屋子，几个年级坐在一块儿，一个先生教到底。桌子是各家自己扛去的，高矮不一。我读书还算用心，先生夸过我几回，说这丫头脑子活，可惜是个女娃。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。

读到四年级，家里就不让念了。我娘说，女孩子认得几个字、会算个账就够了，早点帮家里干活是正经。我心里不情愿，可也知道，我要是再念，我弟就得少吃几口饭。那会儿的女孩子，认命是从小就学会的。

不念书了，我就在家干活，喂猪、割草、放牛。我们家有头老水牛，性子倔，可跟我处熟了。我牵着它去河滩上吃草，自己就坐在草坡上发呆，看天上的云一朵一朵地飘。那是我一天里最清闲的时候，也是我最爱瞎想的时候。

放牛之外，家里的活也压在我身上。我弟比我小，干不动重活，我这个当姐姐的就得顶上。挑水、劈柴、烧饭、洗衣裳，样样都得会。冬天在河埠头汰衣裳，水冷得刺骨，手冻得又红又肿，裂了口子。我娘看着心疼，可家里就这么些人手，谁也躲不掉。那双手上的裂口，一到冬天就犯，跟了我好多年。

我常想，河那头、城那头，到底是什么样子。班船每天从我们村口过，鸣一声笛，突突突地往城里去。我盯着那船看，心里痒痒的，总觉得自己这辈子，不该就困在这个河湾里。这个念头，一直到我十六岁那年，才算真的动了脚。

一九六九年，我十六岁。村里有人在城里的丝厂做工，捎话回来说厂里要招女工，手脚麻利就行。我娘犹豫了好久，最后还是点了头。她说，家里实在困难，你出去，能挣一口是一口，也算给你弟省下一份。

走的那天早上，天还没大亮。我娘给我烙了几张饼，塞进一个蓝布包袱，又往我手里塞了两块钱，说路上万一有个难处。我爹一句话没说，一直把我送到河埠头。班船来了，我上了船，回头看，他还站在那几级青石台阶上，越来越小。

班船在河里走了大半天。两岸的田、村、桥，一点点往后退。我坐在船头，风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，心里又怕又盼。怕的是往后一个人在城里，人生地不熟；盼的是，总算要去看看那个我想了那么多年的城里头了。

船到城里码头，我拎着包袱下来，一下子就懵了。人那么多，房子那么高，路上还有骑自行车的、拉板车的，铃铛声、吆喝声混在一块儿。我站在码头上，攥着包袱带子，半天没敢挪步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我的日子，从这儿真的要翻篇了。

进了丝厂，我被分到缫丝车间。整个车间又热又潮，蒸汽腾腾的，一股煮蚕茧的味道，闻久了头发晕。刚去那阵子，我手笨，接不好丝头，急得直掉眼泪。带我的师傅姓王，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工，手上功夫是全车间数得着的。

王师傅嘴上厉害，心是软的。她见我笨，不但没嫌弃，反倒手把手教我。她说，丫头，做这行没别的窍门，就是手要稳、心要静，急不得。她握着我的手，一遍一遍教我怎么捻丝头。学了个把月，我总算摸出了门道。

我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，一间屋子住八个女工，上下铺。晚上熄了灯，大家躺在床上说悄悄话，说各自的家、各自的心事。有想家哭鼻子的，也有说以后要嫁个城里人、再不回乡下的。那些夜里的话，现在想起来，还热乎乎的。

城里的日子，头一样要学的就是过关。买米买菜要粮票，坐公交要认路，说话也跟乡下不一样。我头一回一个人上街，走岔了道，绕了大半天才摸回厂里，急得直哭。慢慢地，我也学精了，哪家副食店的东西新鲜、哪天有便宜菜，我心里都门儿清。乡下丫头，就这么一点一点变成了城里的做工人。

第一个月发工资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十八块。我一分没舍得花，攒着，等回家的时候一起带给我娘。我娘接过钱，手直抖，眼圈一下就红了。她说，我们家玉珍，会挣钱了。就这一句话，我这一路的苦，全值了。

我老伴姓陈，是隔壁机械厂的钳工，比我大三岁。我们是厂里一块儿看电影认识的。那时候看电影是大事，露天场子，一块白布挂起来，底下坐满了人。他就坐我旁边，帮我占了个板凳，还分了我半块烤山芋。就这么，认识了。

他这个人，长得不算周正，可老实、肯干，一双手什么都会修。谈了大半年，他托厂里的老师傅上门来提亲。我娘见了他一面，回来跟我说，这后生眼神干净，靠得住，你自己拿主意。我心里其实早有数了，就点了头。

我们结婚，没什么排场。两间厂里分的小房，一张床、一个五斗橱、几只木箱，就是全部家当。摆了两桌酒，请的都是厂里的工友。他给我买了块上海牌手表，是他攒了半年工资买的。那块表我戴了几十年，走得比我这条命还准。

过日子哪有不磕磕碰碰的。我们也吵，为了钱吵，为了孩子吵，为了他抽烟喝酒吵。可吵归吵，日子还是一天天往下过。他这个人不会说好听的，可我病了，是他半夜背我去医院；我难过了，是他闷头给我烧一碗热汤面。好不好，都在这些不吭声的事里头。

成了家，我们搬进了厂里的筒子楼。一条长长的走廊，两边一间挨一间的房，家家户户的煤炉都摆在走廊里。一到烧饭时候，那走廊里烟熏火燎，油盐酱醋的味道混成一团，谁家吃什么，闻闻就知道。

我们那间房也就十几个平方，一家几口挤在里头。白天是客厅，晚上是卧室，桌子一收就当饭桌，铺盖一摊就是床。孩子小的时候，就睡在我们脚头。地方是挤，可挤有挤的热闹，邻里之间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招呼一声就来帮忙。

那时候讲究三大件。头一个盼的是自行车，有了它，上下班、买菜、走亲戚都方便。后来又添了缝纫机，我娘教过我踩，一家人的衣裳我自己就能做了。再往后，才敢想手表、收音机。这些东西，都是我们两口子一分一分抠出来、一件一件添起来的。

筒子楼里，邻里就跟一家人差不多。谁家炒菜没盐了，隔壁敲敲门就借；谁家孩子发烧，半夜里也有人帮着跑医院。夏天太热，屋里待不住，大家就把凉席、竹床搬到走廊、搬到院子里，摇着蒲扇乘凉，一直聊到半夜。那种热闹，那种不见外，如今住进单元楼，对门是谁都不认得，是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
最难的是拉扯孩子。我们生了一儿一女，又要上班，又要顾家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孩子没人带，就锁在屋里，或者托给楼里的邻居照看。想想那时候真苦，可苦着苦着，孩子也就长大了。日子这东西，回头看是长，过起来倒也快。

到了八十年代，风向慢慢变了。先是票证一样一样地取消，粮票没用了，布票也作废了，商店里的东西一下子多了起来，想买什么，只要有钱就能买到。头一回不用票就买了一块花布，我心里那个新鲜，比过年还高兴。

厂里的日子也活络了。奖金多了，福利也好了。我们家先是添了台黑白电视机，十四寸的，一到晚上，屋里屋外挤满了看电视的邻居。后来又换了彩电，装了电话，日子一步一步地往前奔。我常跟我老伴说，我们赶上好时候了。

孩子也都争气。儿子念了书，进了单位；女儿手巧，学了裁缝，后来自己开了个小店。他们一个个成了家，有了自己的小日子。我们两口子肩上的担子，总算轻了。忙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觉得，可以喘口气了。

日子松快了，我们俩也学着享点福。夏天买个电风扇，后来又添了电冰箱，冰镇的西瓜、绿豆汤，这在从前是想都不敢想的。逢到礼拜天，我们坐公交去逛逛街，进城那么多年，头一回是为了闲逛，不为了做工、不为了办事。他给我买过一件的确良的衬衫，浅蓝的，我一直舍不得穿，压在箱底。

只是日子好了，人也老了。厂子后来效益不行，我们俩陆陆续续退了下来。走出厂门那天，我回头看了看那几根大烟囱，心里空落落的。那地方，装着我从十六岁到退休的整整半辈子啊。好也好，歹也歹，都过去了。

我老伴是七十岁那年走的，心脏的毛病。走得不算太受罪，睡着睡着，就没了气。我摸他手的时候，还是温的。几十年的夫妻，说没就没了，我坐在床边，半天没缓过神来，连哭都忘了哭。

他走了以后，屋子一下子空了。我做惯了两个人的饭，一时改不过来，总是烧多了。晚上一个人睡，翻来覆去，听着钟摆的声音，天怎么亮得那么慢。人家说少年夫妻老来伴，伴没了，才知道那个伴，是刻进骨头里的。

好在儿女孝顺，隔三岔五就来看我，一个劲儿劝我搬去跟他们住。我不肯。我说，这屋里的一桌一椅，都是我跟你爹一手一脚置办的，我离不开。他们拗不过我，就轮流来陪我，给我买这买那。有他们在，我心里也就没那么空了。

我也慢慢学着一个人过。早上去菜场买点小菜，回来给自己烧一荤一素；下午看看电视，打个盹；晚上早早睡下。孙子孙女来看我，是我最高兴的时候，我总要塞给他们点吃的、点零花钱，他们不要，我就往他们兜里硬塞。人到了这个岁数，就图个儿孙绕膝，别的都是虚的。

人老了，最怕的不是穷，是没人说话。好在楼下有几个老姐妹，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坐在楼下的石凳上，晒晒太阳，东家长西家短地聊。聊着聊着，一个下午就过去了。日子嘛，就是这么一天一天，慢慢地熬，也慢慢地过。

如今我七十多了，孙子孙女都大了，有的都在外头工作了。逢年过节，一大家子人聚在一块儿，坐满一大桌，热热闹闹的。我坐在上首，看着他们说说笑笑，心里又满足又恍惚，好像还是当年河埠头边上那个丫头，一转眼，就成了满头白发的人。

这些年，我也回过几次乡下老家。村子早变了样，河还在，只是水没从前那么清了，河埠头的青石台阶，也没什么人用了。我站在原来我家门口的位置，望着那条河，想起我爹送我上班船的那个早上，眼泪就不听话地下来了。

人这一辈子，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。我没做过什么大事，就是个普通人，本本分分过了一生。种过田、进过城、做过工、养过儿女、送走过老伴。要说苦，苦是真吃过；要说甜，那点甜也是实实在在的。到了这个岁数，回头看，没什么好后悔的。

我讲这些，不图别的，就是想给儿孙们留个念想。等我哪天不在了，他们要是想起我，能翻出这些话来听一听，知道他们的娘、他们的奶奶，是从苏州城外的一条河边上走出来的，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，我也就知足了。门前那条河的水，还在往前流，我们一家人的日子，也还得往前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