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纱厂的二十年

一九七九年那个夏天，我十七岁，念完初中就没再往上走。我爹在国棉三厂细纱车间干了大半辈子，那年他腿脚出了毛病，站不了长班，厂里有个政策，叫顶班接班，父亲退下来，儿子顶上去。我爹把这事跟我一说，我心里又是欢喜又是发怵。欢喜的是有了铁饭碗，一个月挣的钱够贴补家用；发怵的是我压根不知道纱厂里头是个什么光景。

报到那天，我娘天不亮就起来，给我烙了两张油饼，用手绢包好塞进我兜里，嘴里念叨着别偷懒别惹事。我揣着那张盖了红章的介绍信，走了四十多分钟到厂门口。厂门是那种铁栅栏的大门，上头一颗红五星，门房的老张头问了问，指着里头一栋灰扑扑的厂房让我自己进去。

一进车间那道门，我整个人就懵了。轰隆隆的机器声一下子把我罩住，耳朵嗡嗡的，说话都得贴着耳朵喊。空气里全是棉絮，白蒙蒙一层，飘在头顶，落在肩上，鼻子里一吸全是那股子棉花的干味儿。上千个纱锭一起转，锭子上的纱管飞快地打着旋，看得人眼晕。

带我的师傅姓王，四十多岁，脸黑瘦黑瘦的，手上全是老茧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没多说话，只丢下一句：在这儿吃这碗饭，先得把耳朵练出来，把手练出来，别的都是虚的。我那会儿还不懂这话的分量，只是使劲点头。就这么着，我在纱厂的日子，从那个满车间飞棉絮的早上开始了。

学徒头一样要练的，是接头。细纱纺出来的线又细又脆，纺纱的时候动不动就断头，一断，那个锭子就空转，出不了活。工人的本事，全在断头之后那一下——两只手指头把断开的两截纱捻到一块儿，接上，让它接着往下走。看着简单，真上手才知道难。

王师傅先让我练捻。他从纱管上抽出两根线头，捏在指间，手腕轻轻一搓，两根线就拧成了一根，接口平顺得几乎看不出来。我照着学，手指头笨得像木头，不是捻不上，就是接的疙瘩老大一个，一过导纱钩就又断了。头几天下来，两个食指的指肚都磨破了，火辣辣地疼，晚上回家碰水都钻心。

我娘看我手上缠着布条，心疼得直掉眼泪，说要不算了。我爹没吭声，就说了句，哪个当徒弟的不脱层皮。我把这话记在心里，第二天照旧去。破了的手指头贴上胶布，接着练。王师傅看我不叫苦，脸色缓了些，开始肯多教我几手，说接头要眼到手到，断哪根接哪根，眼睛得在几百个锭子上来回扫，一刻都不能松。

练了差不多两个月，我的手总算开了窍。断头一响，我扭头一看就知道是哪个锭子，几步跨过去，手指一捻一带，接上就走，一气呵成。王师傅在旁边看了半天，难得地夸了一句，说这小子还算是块料。那天我心里头美得不行，觉得自己总算不是白饭桶了。手上的茧，就是从那阵子一层一层长出来的。

进厂第二年，我转了正，正式顶岗，跟着车间上三班倒。所谓三班倒，就是早班、中班、夜班轮着来，机器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歇，人换班机器不停。那几年厂里订单多，棉纱走俏，车间恨不得把每台机器都榨干，人自然也跟着连轴转。

最难熬的是夜班。半夜两三点钟，正是人最困的时候，可细纱不等人，断头照样一个接一个。为了提神，我们兜里揣着薄荷块，实在扛不住就往太阳穴上抹点清凉油，辣得眼泪直流也得睁着眼。车间主任隔一会儿就来回走一趟，谁靠着机器打盹，一嗓子就吼过去。那时候年轻，硬是这么扛下来了。

换班的时候有个规矩，叫交接班。上一班的人得把自己看的那排机器交清楚，哪台锭子有毛病，哪个部位该上油了，一样一样跟下一班的人说明白。谁要是交接马虎，出了活儿上的岔子，是要担责任的。我们那会儿讲究一句话，机器是公家的，可活儿是自己的良心。

三班倒最磨人的不光是身子，还有那个作息。上夜班的那一礼拜，白天睡觉，窗帘拉得死死的，外头孩子哭大人叫也得睡。刚适应过来，又该倒回白班了，人整个是晕的。可就是在这么倒腾的日子里，我从一个毛头小子，慢慢熬成了车间里数得着的熟练工。谁的机器出了怪毛病摆不平，班长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喊我去看看。

那些年过日子，离不开一样东西，就是票。买粮有粮票，买布有布票，买油有油票，逢年过节想割二斤肉，还得凭肉票。钱是钱，票是票，光有钱没票，柜台上的东西你也拿不走。我娘持家，那一沓子票攥得比钱还紧，用一张少一张，算计得清清楚楚。

我们纱厂虽说是纺布的，可自己人扯布做衣裳，一样得凭布票。倒是厂里偶尔发点处理的次布、下脚料，价钱便宜，那是职工才有的便宜。我头一件像样的的确良衬衫，就是用厂里发的布票加上攒的工资票钱，跑到百货大楼买布，再拿回家让我娘一针一线缝出来的。穿上那天，我在镜子跟前照了又照。

发工资是每月的大日子。到了发薪那天，会计室门口排起长队，一个个报工号、按手印，领到手是薄薄一沓票子和几个钢镚儿。我头一个月的工资，好像是十几块钱，如今说出来没人信。可那时候物价也低，一分钱能买一颗糖，几毛钱能下顿馆子，日子紧巴，倒也过得下去。

我领了工资，头一件事是给我娘。她接过去，抽出一小部分塞回我手里当零花，剩下的收进那个上了锁的抽屉。抽屉里有个小本子，记着这个月要交多少水电、还多少人情、攒多少给我将来说媳妇用。那个年月，一家人的日子就是这么一笔一笔、一票一票算着往前挪的。

国棉三厂那时候不光是个上班的地方，简直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。厂子外头一圈是家属院，一排排的红砖楼，住的全是本厂职工。院里头该有的都有：食堂、澡堂、医务室、托儿所，连子弟小学都是厂里自己办的。用当时的话说，从生到老，厂子全给你包了。

我最忘不了的是澡堂。车间里一身棉絮一身汗，下了班先奔澡堂。大池子热气腾腾，一屋子光膀子的汉子，你搓我我搓你，聊车间里的事，聊谁家娶媳妇谁家添了娃，一天的乏气泡在热水里全消了。逢到冬天，外头冷得跺脚，进了澡堂那叫一个舒坦，谁都不愿意先出来。

托儿所也是顶顶要紧的。后来我成了家，媳妇也在厂里的织布车间，两口子都上班，孩子没人看，全靠厂办的托儿所。早上上班顺手把娃往托儿所一送，下了班再接回来，一分钱不多花。阿姨都是厂里职工家属，知根知底，放心。这份便利，是外头人羡慕不来的。

逢年过节，大院里更是热闹。厂里搭台子演节目，工会发点米面油当福利，家家户户端着自家做的菜互相串门。谁家有个红白喜事，一栋楼的人都来帮忙。那种一个院里几百户人家彼此都熟脸的日子，如今是再难碰上了。我这辈子最踏实的一段光景，就是在那个大院里过的。

说到我媳妇，还是厂里的媒人牵的线。她在隔壁织布车间，比我小两岁，性子和顺，手也巧。头一回见面是在厂工会的活动室，两边人坐一屋，都不好意思吭声，还是各自的师傅在中间搭话。我偷偷瞧了她一眼，觉着这姑娘老实本分，心里就有了数。

我们那时候谈对象，不像现在花里胡哨。下了班一块儿走走，逛逛马路，顶多买两根冰棍。她知道我是细纱车间的技术工，我知道她织布也是把好手，两个人都是厂里的人，说的都是一样的话，处起来省心。处了大半年，两家爹娘一碰头，这门亲事就定了。

结婚那天很简单。厂里分了我一间小房，十几个平方，我自己刷了墙，托人打了一套家具。摆了几桌，请的都是车间的师傅工友。没有什么排场，可屋里贴着大红喜字，桌上摆着糖果瓜子，工友们起哄闹洞房，那份热乎劲儿，比什么都金贵。我媳妇穿着一件新做的红棉袄，脸红扑扑的。

成了家，日子就有了盼头。两口子一个纺纱一个织布，都是三班倒，有时候我上夜班她上白班，一天到头见不着几面，全靠桌上留的字条传话。可再苦再累，想着这个家是自己的，回来有口热饭，心里就是暖的。第二年，我们的头一个孩子落了地，我当爹了，肩上的担子，一下子沉了，也实了。

熬到八十年代中后期，我在细纱车间也算是老资格了。技术过硬，肯下力气，为人也还处得来，车间领导就把我提成了班组长。一个班组几十号人，机器几十台，产量、质量、出勤，样样都归我管。这担子接过来，我才知道当个头儿不比当工人轻松。

当班组长，头一条是自己得过硬。我带的那个班，接头快、断头少、白花少，产量在车间里排得上号。可光自己行不够，还得会带人。班里有新来的学徒，我就照着当年王师傅带我的路子，手把手地教，破了指头我也劝他别打退堂鼓。有几个后生，后来都成了车间的骨干。

那几年厂里搞劳动竞赛，比产量比质量，各班组之间较着劲。我把班里的人拢在一块儿，谁的机器有毛病抢着修，谁家里有难处大伙儿凑着帮，一个班拧成一股绳。有一年年终，我们班评上了先进班组，我个人也评上了技术标兵，胸前戴了大红花，站在主席台上让厂长握手。那是我一辈子里头难得的高光时刻。

戴大红花那天回到家，我把奖状往墙上一贴，我爹坐在旁边抽着烟，半天没说话，末了憋出一句，比我当年强。就这一句，我心里头比喝了蜜还甜。我知道，我没给我爹丢人，也没给三厂丢人。那阵子，是我觉着这辈子最有奔头、最抬得起头的日子。

好日子过着过着，风向就变了。大概是九十年代往后，厂里的订单一年比一年少。头些年机器不够用，后来是活儿不够机器干。原先三班倒连轴转，慢慢地先停了夜班，再往后中班也时上时不上。车间里那种热火朝天的劲儿，一点一点地淡了下去。

起先大伙儿都不当回事，觉着不过是一时的紧，缓缓就过去了。可日子一长，苗头越来越不对。棉纱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，外头新起来的厂子机器新、成本低，把我们的市场一块块啃了去。厂里开始拖欠工资，头一个月拖十天，后来拖半个月，再后来干脆发一部分压一部分。人心就散了。

最难的时候，车间里一半机器是停着的。我这个班组长，眼看着班里的人一个个愁眉苦脸，心里比谁都堵。有的工友托关系往外调，有的干脆停薪留职出去找活儿。我劝也劝不住，说心里话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该不该劝。厂子是我的家，可这个家眼瞅着就要撑不住了。

我记得有天夜里，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车间待了半宿。停着的机器蒙了一层灰，那些锭子一动不动，静得让人心慌。我干了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觉着这地方这么冷清。飞了半辈子的棉絮不飞了，轰隆隆的机器声没了，我这心里空落落的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。

真正的坎，是下岗买断。厂里最后是撑不下去了，上头来了政策，叫买断工龄。说白了，就是拿一笔钱，把你这些年的工龄一次性了断，从此你跟厂子两清，各奔前程。算下来，我干了将近二十年，一年折几百块钱，加一块儿也就那么一沓子，攥在手里薄薄的。

签那张字的时候，我的手是抖的。一个大男人，眼圈发热。我在这个厂里从十七岁进来，接头、倒班、当班组长、评标兵，我这大半个青春全撂在这儿了。如今一纸文书，几万块钱，就把我这二十年买断了。走出厂门那天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颗生了锈的红五星，心里跟被掏空了似的。

回到家，我媳妇也下了岗，织布车间早我们一步就散了。两口子都没了工作，孩子还在念书，正是花钱的时候。那阵子是真难，夜里躺着睡不着，翻来覆去地算，这点买断的钱能撑几个月，撑完了往哪儿去。愁得我头发都白了一片。我媳妇反倒还宽我的心，说天塌不下来，人总有条活路。

最难受的不是没钱，是那个心气儿垮了。干了半辈子的手艺，说没用就没用了。走在街上碰见老工友，谁也不提厂里的事，怕戳心窝子。可日子还得往前过，孩子还得供，我这个当爹的，不能趴下。缓了些日子，我抹了把脸，跟我媳妇说，别的不会，力气还有，饿不死。

下了岗，四十来岁的人，重新出去讨生活。头一样干的是摆摊。我在夜市口支了个小摊，卖点袜子毛巾针头线脑的小百货。放下面子这一关最难过。当年好歹是个技术标兵，如今蹲在马路牙子上招呼买卖，头一回吆喝，那声音卡在嗓子眼里怎么也喊不出来。可看看家里，什么面子都得放下。

摆摊挣的是辛苦钱，天不亮出摊，天黑透了才收，一分一厘地抠。后来一个老工友给我引荐，说厂区大门要招个看门的，管吃住，钱不多，胜在稳当。我一听就去了。守传达室的夜里，一盏灯、一只小炉子、一本登记簿，来往的车我抬杆放行，进出的人我记上一笔，跟当年守着机器盯断头没什么两样，就是耳边不再有那震天的轰隆声了。活儿轻了，钱也少了，可我把纱厂里养出来的那股较真劲儿，原样带进了这间小小的传达室。

那些年，就靠着摆摊加看门这点收入，加上我媳妇打的零工，一家人紧巴巴地往前熬。最要紧的一件事，是孩子的学。我跟我媳妇早就商量定了，砸锅卖铁也得让娃念下去，我们这辈子吃了没文化的亏，不能再让下一代吃。学费再紧，从没跟孩子提过一个难字。

供到后来，我那孩子考上了大学，是我们这一大家子里头头一个大学生。接到通知书那天，我在传达室值班，媳妇打电话来告诉我，我攥着话筒，半天没说出话。挂了电话，我一个人在传达室里头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。这些年的苦，值了。我这个下岗工人，总算把孩子供出来了。

如今我岁数大了，早都不用再出去做工。孩子成了家，日子过得比我们那会儿强多了，隔三差五回来看看，桌上摆得满满当当。我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晒着太阳，脑子里头翻来覆去的，还是纱厂那些事。轰隆隆的机器声，满车间飞的棉絮，好像就在昨天。

有回我路过原先厂子的地界，早就不是纱厂了，盖起了一片新楼房，那颗红五星的大门早拆得没了影儿。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老半天，认不出一点旧模样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脚底下这块地，埋着我从十七岁到快四十的整整一段人生。那些机器、那些工友、那些日子，别人看不见，我这心里头一件一件都在。

我这辈子，说大不大。没当过什么大官，没挣过什么大钱，就是国棉三厂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工人。可我不觉得白活。学徒时磨破的手指头，三班倒熬红的眼睛，戴过的大红花，下岗时抖过的手，摆摊时喊出去的第一嗓子——这些都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过出来的，一样也不虚。

人家问我，后不后悔进纱厂。我说不后悔。那是个讲力气、讲手艺、讲良心的年月，我把最好的二十来年都搭在了车间里，也在那儿学会了怎么当个顶天立地的人。厂子没了，手艺没用了，可那份认真、那份硬气，跟着我到今天，也传给了我的孩子。这就够了。

我这些话，本来是不打算说的。一个粗人，没什么文化，怕说出来让人笑话。是孩子几回劝我，说爹，你这一辈子的事，不留下来，往后就没人知道了。我想想也是。人总有走的那天，这些事我要是不讲，跟着我一块儿没了，怪可惜的。

所以我把这些零零碎碎的事，一段一段地讲了出来。讲得不利索，前言不搭后语，可句句都是真的。哪一年顶的班，跟哪个师傅学的手艺，哪一天戴的大红花，哪一天签的字下的岗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我不图这些话有多大用处。就是想让往后的人知道，曾经有这么一座纱厂，有这么一帮子工人，起早贪黑地纺纱织布，红火过，也散过。我们这些人，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可我们这一双双手，实打实地干了一辈子活，养了一家子人。

最后我想跟我的孩子，还有孩子的孩子说一句：日子再难，人不能垮了那口气。你爷爷当年腿脚不行退下来，把班顶给了我；我下了岗，摆摊看门也把你供出了大学。这一辈一辈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那股子不服输、肯下力气的劲儿。这股劲儿，你们千万别丢了。这就是我，李长庚，一个纱厂工人，想留下的话。